怀念黄纯元先生(韩继章)

2011/10/16   点击数:756

[作者] 王梅的图书馆

[单位] 图书馆员:王梅

[摘要] 10月25日,范并思从上海打来电话,言及黄纯元病重,已住院许久。我心里不禁为之一震, 前段时间纯元先生文章颇丰,大概劳累过度而染疾吧。并没有将并思传递的这一信息看得过重。然而两天后并思又来电话,报道了纯元先生因患肝病逝世的消息。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万没想到如此坚强而年青的学者会这样快为病魔所吞噬。

[关键词]  中国图书馆学 人才 论文



10月25日,范并思从上海打来电话,言及黄纯元病重,已住院许久。我心里不禁为之一震, 前段时间纯元先生文章颇丰,大概劳累过度而染疾吧。并没有将并思传递的这一信息看得过重。然而两天后并思又来电话,报道了纯元先生因患肝病逝世的消息。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万没想到如此坚强而年青的学者会这样快为病魔所吞噬。

纯元先生,一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不可多得的人才,就这样匆匆离去了,不禁感到茫然。与纯元先生交往颇早,第一次晤面在1986年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80年代末他东渡日本研修图书情报学和教育学,回国后的1997年在上海得以促膝长谈。相识十几年在一起也不过十数小时。然而纯元先生留给人的印象却是终生难忘的。

纯元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视学术为生命。听并思在电话中介绍,去年华东师大教师发表论文统计,黄纯元的论文数名列全校第二。这个时期,他当然已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但他心中依然只有自己钟情的学术。

与纯元先生的最初交往,可回溯到80年代中期那些图书馆界火热的日子。1986年6月初,我刊编辑部参加在武汉大学召开的全国首届图书馆学情报学中青年讨论会的记者唐宝康带回了会议交流的论文,讨论会上一个重要课题——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引起人们的关注。编辑部立即决定举办“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征文,并在当期刊出纯元先生的长文《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若干思考》,这篇颇有份量和灼见的文章在其后一两年中的战略研究热中的影响可以说是颇为深远的。战略热在80年代中期火爆一时,应当说与纯元先生等一批青年先知的倡导颇有关系。

1986年11月下旬,在长沙举行的湖南省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纯元先生。这次会议来了一批活跃的青年人,如南京的杨晓骏,山西的李波等,比较起来,纯元先生在学术上显得更沉稳一些。由于会务组织工作繁杂,我们没有作深入的交谈,但是纯元先生为《图书馆》杂志所提的一条建议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建议我们杂志在“新人新作” 栏目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品位较高的栏目“青年图书馆学家论坛”。这个创意可说是符合当时的背景的。就当时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来看,经过80年代前期的准备,已变得较为成熟。高等图书馆学教育已培养出一批理论层次较高的人才,这批人在学术上已崭露头角。适时地推出这样的栏目,将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图书馆》杂志经过这两年的努力,已成为图书馆界一支十分活跃的力量,推出这样的栏目,将更有利于杂志的发展。岁末,编辑部收到范并思从上海寄来的长文《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我们对推出这个栏目更加有了信心,我们相信,有了这样的作者队伍,办好这个栏目是完全可能的。于是在1987年首期,我们推出了这个让有的人吃一惊的栏目。平心而论,这个栏目刊出的为数不多的文章,应当说是够水平并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的。

80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在图书情报界是颇有名气的,这里有老资格的陈誉、孙云畴等先生,有中年的宓浩,也有青年的黄纯元、范并思,以及更年轻的刘炜、吴世忠、彭卫国、党跃武、柴纯青等等,黄纯元、范并思属于此处承前启后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科研蔚成风气。他们的研究常处于学科的前沿,如范并思的“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发展图书馆学”,黄纯元、宓浩、刘炜等关于“发展战略研究”、“文献交流”的文章和见解,在当时都是颇具影响的。《图书馆》杂志在1988年举办的“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研究”征文评奖中,获奖的9篇文章中,华东师大竟占了4篇,且一等奖、二等奖全部被华东师大囊括,其中有宓浩先生的文章《关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战略的战略选择》,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奖评出来时,宓浩先生竟已因积劳成疾而离开了人世。在学术上纯元先生与宓浩先生有许多共同之处,锺情学术并为之献身的学术精神,与他们存世的诸多学术成果是他们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与纯元先生的直接学术交往,是他已东渡日本的90年代初。这时《当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编辑部委托笔者为此书撰写“图书馆学研究”这一部分,并寄来了宓浩和纯元先生曾经写的初稿。这时宓浩已经作古,而纯元又东渡日本。这大概算是我与纯元先生唯一的一次学术交往与合作吧。

纯元先生去日本后就极少得到他的消息,不过前些年在国内杂志上偶尔能读到他的文章,于是意识到他仍然关心着图书馆学。1997年暮春,我因事来到处处被红蔷薇点缀着的漂亮的华东师大校园,在招待所范并思对我说,这次我来上海可以见一个人——黄纯元。我一楞:“黄纯元回来了?”并思说黄先生已回到华东师大任教,从日本回来后对国内图书馆学研究有许多想法,建议我们好好谈谈。我对上海太陌生,只好请并思转告黄先生,请他来招待所见见面。晚上,纯元如期而至。1986年冬长沙一别已经有11个年头,已步入中年的黄先生仍然那么精神,只是消瘦些了,额头上的头发仿佛稀疏了许多。据传,纯元先生在日本求学是颇吃了些苦头的。我们见了面都非常兴奋。我问了些他在日本的一些情况。简单地谈了些在日本的经历,他就将话题转到了国内图书馆学研究上。他对比中外的图书馆学研究,感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和差距是我们的研究及研究成果——论著的不规范,他认为我们圈子里的研究应当走向成熟,程式的规范非常重要。对于近年国内图书馆理论的沉寂他多少流露出些无奈,说到他自己正在给学生开情报学基础这门课,他说他要全力将这门课开好,至于这门课能坚持上到哪年哪月,倒不是自己能决定得了的,他开玩笑说,他好象是挤上了一辆公共汽车,随时都有被挤下车的可能。当然,我明白,他并不是对自己的专业绝望,而是有着一种深深的眷恋。在招待所我们谈了很多很多……

第二天下午纯元又来到我的住处,说他已经约了王世伟、范并思,晚餐在校园餐厅小聚,他说世伟调上海图书馆后非常忙,幸好还住在华师大,正好见见面。晚餐我们在僻静的餐厅小酌,虽然他们三位都不太喝酒,但气氛依然红火得很。

回到长沙一段时间后我收到纯元的一封信,信中谈到他最近的科研情况,寄来了他的一篇新作——《论芝加哥学派》,我们及时刊出了这篇力作,从这篇文章中我依稀看到了纯元先生的学术追求和他倡导的学术研究程式。他随信还寄来了一份复印稿,他说内容是关于笔者所在的湖南图书馆建馆初期派人赴日本考察的一些史实,他在日本留学时看到这篇文章就复印了下来,他说,可找人译一下,也许这些史料还是有用的。他在日本多年我们未曾联系过,没想到在那些艰苦的岁月中他仍惦记着他曾经来过的湖南图书馆。

行文及此,我收到华东师大寄来的讣告,上面印着:“……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黄纯元 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9年10月28日上午9:30分不幸逝世,终年43岁。”

一个如此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匆匆逝去了,我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惋惜,在秋风中,竟无语凝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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